李鸿章曾国藩联手对抗慈禧!多轮官场大博弈,慈禧深谋,曾李老辣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清廷剿捻统帅、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因急功冒进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高楼寨,之后陷入重围。五月十九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逃至曹州西北吴家店时,重伤坠马,最终被捻军小将张皮绠斩杀在麦田中。

李鸿章曾国藩联手对抗慈禧!多轮官场大博弈,慈禧深谋,曾李老辣

僧格林沁冒进惨死跟曾国藩有一定的潜在关系。

一直以来,僧格林沁很眼红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国之功。在他看来,堂堂大清蒙古亲王岂能不如汉家酸弱书生?所以自统兵剿捻以来,暴虐狂妄的蒙古亲王就立下了两年内剿灭捻军的豪言壮志,妄图以此来压倒曾国藩的功勋声望。

谁料,功勋未到手,自家的人头却让捻军割了去。

在当时,僧格林沁之死是震惊清廷的一件大事。最骁勇能战的嫡系亲王竟然让捻军砍了脑袋,此一点让清廷战栗;从此失去了与曾国藩、李鸿章湘淮集团相抗衡的重要棋子,此一点让清廷忧虑。

此时,但得有另一僧格林沁这样的满蒙强人,清廷绝不会再次启用湘淮人马。

但现实却是僧格林沁一死,有实力剿灭捻军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集团。

有功就有势,有势就有威。

自剿灭太平天国以来,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地方实力派就已经隐隐崛起了。虽然曾国藩有自裁湘军之举,但适度自剪羽翼的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失去对两江地盘的控制。

这大概是历史上很微妙的一次自剪羽翼,说到底有汉满之间深深的猜忌在,清廷有所取,曾国藩必有所留。

这是事关生死的平衡。

现在好了,这种平衡因僧格林沁之死被突然打破了,对双方而言,这都意味着新的权利博弈即将开始。

站在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角度,最好的算计是用而不涨其威,能借机削其威,夺其地盘更好。

站在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集团,最好的算计是遵其命破其谋,守住两江地盘是底线,能借机扩大势力范围当然更好。

所以,这注定是一场深看下去必不简单的博弈。可能是表面上少有刀光剑影的缘故,关于这一段历史内部的惊心动魄,关注到的人不多,咱们今天不妨来深度地解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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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的权利博弈,向来有攻有守。在当时,攻的一方是慈禧的清廷,守的一方是曾国藩、李鸿章,当然,这两位人杰很厉害,守中亦有攻。

慈禧远比我们想像的要老谋深算。她起始的一招攻势,不仅离间了曾国藩、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更让人惊叹的是,一开始,曾李两人甚至没看透慈禧想干什么。

1865年5月下旬,也就是僧格林沁战死后不到十天,慈禧便发下谕旨,令曾国藩北上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

该怎么解读慈禧这一招呢?

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同在两江之地,一个老迈多病,一个年富力强,一个手无即刻就能征调的湘军,一个手握随时都能开拔的淮军劲旅。

论实际,该派谁北上剿捻?

当然应该是李鸿章。

但这么做就不叫攻了,只能叫就事论事,而且结果必是助长了湘淮集团的势力。可经慈禧这么一手,为难一个,提拔一个,局面马上就不一样了,曾国藩必是怨声载道,李鸿章必是暗自心喜。

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集团虽是一个整体,却也有湘淮之别,慈禧的难曾提李即是看准了这一点,此举虽说造不出两人之间的大矛盾,但让一个怨,一个喜,让彼此不和谐的效果还是有的。

据说两人在交办总督官印的时候就是这样,李鸿章难以掩饰的官瘾权欲让曾国藩心中颇为不快,而曾国藩的冷漠少言也让李鸿章感到十分地别扭。

但这还仅仅是慈禧的小算计,不是关键,关键的更深的算计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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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结硬寨,打呆仗的稳健之人,追剿流动性很强的捻军,且是用李鸿章的淮军,若诚心实用,必须给曾国藩的“河防大计”以足够的时间和理解。对此心知肚明的慈禧却并没有这么做,她不仅没有给曾国藩足够的时间和理解,相反利用战场上的一时失利和反曾派的叫嚣,对曾国藩是一轮接一轮地责难。

自1865年5月下旬接到北上剿捻的谕令,到1866年年底阶段性剿捻失利,曾国藩受到廷寄责备七次,御史弹劾五次,心力憔悴、衰病难持下,曾国藩只好告假休息。

细细品来,不难嗅出其中隐含的味道。从一开始,慈禧对曾国藩勉为其难,其实早有削弱曾氏威望的用心。

然而,曾国藩也不是好惹的,告假之时,他就放出话来,绝不回任两江,请朝廷允许自己开缺回籍。

这是曾国藩内心自信下的软叫板,软对抗,赌的就是朝廷绝不敢对自己做顺水推舟、绝情绝义之事。

毕竟湘系两江之地还有庞大的湘系势力在。

面对曾国藩的软叫板,慈禧的反应如何呢?

暂不理会,继续推进她早已谋划好的计策。借曾国藩剿捻失利,慈禧颁下谕旨,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继续北上剿捻,两江总督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

接到这样的谕旨,曾国藩、李鸿章,尤其是李鸿章如梦方醒,当初的提拔哪里是提拔,分明是拿自己和曾国藩当棋子下,先挪走曾国藩,再削弱其威望,转而再以重用之后临危授命为名,将自己调离两江。

那吴棠是什么人?早年慈禧扶柩还乡,北上选秀,因错送三百两银子,将错就错成慈禧落难大恩人的当朝红人。由他署理江督,慈禧是既为嫡系恩宠之人谋了肥差,又借此从曾、李手中夺回了两江的地方实权。

不得不承认,慈禧是耍弄权谋的高手,瞧这棋下的,走一步,埋一步,不落子连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都没能在第一时间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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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考验曾国藩、李鸿章的时候到了。又或者说,共同利益下,曾国藩、李鸿章抛弃心中小不快,联手反击的时候到了。

反击是从师徒两人私下密谋开始的。

曾国藩这人,一生标榜一个“诚”字,而李鸿章呢,一生得意一个“挺”字,在师徒两人合作传承的那些年里,遇大事,两人其实都是以诚为表,以挺为实。

李鸿章频繁给曾国藩去信,言明两江大事应由恩师定夺的前提后,李鸿章给曾国藩提了两个建议,要么让他哥李瀚章来暂时署理江督,先看住地盘;要么干脆坚持曾李互调。

唯有如此,才能不受制约,满盘俱活。

完了,李鸿章还一再提醒恩师,这个时候不能一味隐忍,更不能太讲诚字。

涉及两江利害根本,这番道理,曾国藩自然明白。

于是乎,曾国藩以他在朝中的威望率先开火了,他明确提出反对此项任命,当然他没有把枪口直接对准吴棠,而是说李宗羲、丁日昌“才略稍短”、“资格太浅”。

其实就是指桑责槐。

恩师开了道之后,李鸿章紧随其后,一方面他摆出了立刻北上剿捻的姿态,另一方面他直击要害上书朝廷,要自己北上剿捻没问题,但必须保证军需兵饷。而剿捻所需军需兵饷,全靠两江之地,不是威望担当之人,根本不能担此重任。

这就是在掐朝廷脖子,李鸿章的话外音——不让曾国藩回任两江,剿捻成败没法保证。

慈禧看到这样的表态,知道曾国藩、李鸿章这是“挺”起来了,只好颁下谕旨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以钦差大臣身份专办剿匪事宜。

见朝廷服了软,李鸿章紧跟着再上奏折,一方面他要为此前的强势施压缓解下气氛,另一方面他要为曾国藩名正言顺地回任两江总督铺好路。

毕竟曾国藩此前有绝不回任的叫板之言。

缓解气氛的方式很简单,一个劲地谢恩表忠心即可;为曾国藩回任铺路亦不难,拿出曾国藩一贯标榜的诚字,完了再得出曾国藩回任两江是事关“通计天下大势”的结论,这事也就算架好了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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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曾国藩之前的“河防大计”在,李鸿章经过近两年的打拼,终于在1868年秋天将捻军剿灭了。

然而,眼见剿捻即将事成,不甘地方失势的慈禧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谋划,重点还是瓦解曾国藩、李鸿章在两江的势力,此外,抑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件不能不考虑的大事。

对付曾国藩,慈禧用的还是借事为谋的办法。先以恩宠调曾国藩入京陛见,再以天津教案为由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

调虎离山的同时,再用跟湘淮无渊源的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并密授其上任之后要暗中狠查曾国藩私吞太平天国圣库的罪证,以便将来兴师问罪。

从种种迹象看,只要时机成熟,慈禧似有彻底拿下曾国藩的意图。但对李鸿章,因李鸿章年富力强,正当用,慈禧的心思是重用李鸿章的同时,不能让他的淮军做大,进而拥兵自重。

因为这样的考虑,慈禧对李鸿章的算计便从“褒扬”开始了。

剿捻凯旋后,被授予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头衔的李鸿章获得了进京陛见的礼遇。在京期间,李鸿章第一次拜谒了慈禧太后、同治皇帝,还会见了恭亲王奕䜣等一众当朝权贵,此外还被赐在紫禁城骑马加仪。

一时间,李鸿章可谓是极尽风光。

但在这风光背后,一支冷箭却冷飕飕地射来了——李鸿章接到了一份新谕旨。

新谕旨命令李鸿章,因剿捻进入京津附近的淮军立即撤回黄河以南,而他本人则被任命成了湖广总督。

按理李鸿章本应接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不说,单说这即刻撤走京津附近的淮军一条,就够李鸿章脊背发凉的了,这是先扬后抑,打压自己,裁撤淮军的信号呀。

究竟该学曾国藩当初的自裁湘军以自保呢,还是该再一次挺起抗命,保存实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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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之时,李鸿章没有妄动,而是先在京城探足了口风。当他探知朝廷对淮军的撤留也是两难,并无必撤决心时,李鸿章心中有数了。

裁撤湘军,在曾国藩那里,淮军可做后保,在朝廷那里,淮军可做后用,因此可为,也必须为。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朝廷之所以难下决心,那是因为裁撤淮军之后无后用之军,而从湘淮集团的整理利益看,撤了淮军,那就失了后保之师。

将这两点加起来,此事当作何算计呢?

利用朝廷的难为,进而不为。

果然,慈禧随后下了道有撤意但无决心的谕旨,令曾国藩议定裁军事宜,李鸿章保留部分淮军备用。

这等于是给曾国藩、李鸿章踢了个自我掂量的皮球。

结果,在捍卫湘淮集团底线这一问题上,曾国藩、李鸿章比慈禧想像的要顽强、厉害的多。

经过与曾国藩密商后,李鸿章代表湘淮集团说话了。

首先他明确提出,曾国藩与他本人意见一致,淮军必须保留。原因有二:一、中原及东南各省被诸逆扰攘多年,没有军威弹压,必生祸乱;二,养军钱粮事小,朝廷长治久安事大。

如此亮明观点后,接下来的李鸿章更厉害。

既然不能裁军,那朝廷关心的撤军又该如何说呢?李鸿章的做法是咱一块块跟你巧争妙取。

第一块,驻扎在黄河以北,靠近京津,朝廷命令要撤的这部分淮军,不能撤。为什么不能撤?这支部队纪律素严,曾国藩直隶练兵尚未定议,北路不宜太空,等曾国藩履任有期,再察酌调遣为宜。

第二块,山东济宁居南北要冲,驻扎此地的淮军人马本就不多,留下来与地方官协防为好,朝廷请放心,这部分淮军将随时听候山东抚臣的调遣。

第三块,江淮一带的淮军,因防务更加重要,所以更不能撤。况且为钳制地方,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必须要带够自己的部队。而带去这些部队,李鸿章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淘弱留强,为日后的裁军做准备。

这一套姿态很硬,又有理有据的组合拳打出去,慈禧甚感无奈,只能坐视。

如此一来,经过剿捻之后的淮军,精锐不仅没有减少,防区相反却从江苏一省扩大到了湖北、直隶、山东四省。

这是湘淮集团,尤其是李鸿章所代表的地方派的胜利。

在进取这一点上,他似乎比曾国藩更会用势,更会用各方矛盾,也更敢在关键时候践行一个“挺”字。

曾国藩当然也不弱,天津教案受辱后,两江重地随即就爆发了马新贻被刺大案。

谁干的?

没有定论。

但这个定论是很明了的——两江重地不是谁想染指,就能染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