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中会战徐永昌错估形势,战绩一次比一次惨,不气馁的他终得捷报

文|胡博

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现属原平市)人,字次宸。先后毕业于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北京陆军将校研究所、陆军大学第四期。抗日战争时期,徐永昌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一职,是当时中国军队中枢指挥机构的五部长之一。其地位之高,身份之特殊,写出来的日记自然就成为研究抗战史必不可少的珍贵史料。

笔者现挑选《徐永昌日记》中的部分内容,从一个侧面来介绍徐永昌在抗战时期部分事件节点中的经历。

豫中会战徐永昌错估形势,战绩一次比一次惨,不气馁的他终得捷报

徐永昌

日军大本营为了打通在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决定于1944年发动一次贯穿中国南北的“一号作战”,其中最先发起的,便是对河南和湖北的进攻。对此,中国军政高层对于日军的频繁调动和运输已有所察觉。

徐永昌在4月6日的日记中就将自己的判断记了下来,他认为日军此举是“为了先打通粤汉线,准备将来在中南半岛之敌,利用该路撤入中国;妨害我粤汉线以东之机场,便于扰害西南机场⋯⋯又现在打通平汉云云⋯⋯似在声北而击南,但打通粤汉亦需七、八师以上,且看敌如何抽兵来”。

由此可见,徐永昌和当时不少军政要员(包括位于河南战场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普遍认为日军会发起一次大规模作战,但不会在北战场,而是在南战场。

到了4月12日,徐永昌根据军令部第2厅提供的情报,进一步认为“目前中战场敌人增之兵力,尚不足判断为打通粤汉线之根据,亦不可能”。到此时,徐永昌感觉日军有可能会在湖南战场发动一次作战,但似乎短期内还需要准备。但在一天后,经过与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电话联系后感觉到“二厅昨判断未见增加云云有错”。此时徐永昌察觉到第2厅的情报似乎不准,随后要求位于河南战场的第1战区密切关注日军动向,不过他还是认为日军的主要战场在南面,却没有想到日军确实在河南发起了进攻。

豫中会战徐永昌错估形势,战绩一次比一次惨,不气馁的他终得捷报

徐永昌与蒋介石

4月20日,徐永昌接到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电话,认为日军在“平汉线似不能如所传恢复云云,最堪注意者仍在中战场,观其临岳一带增调情形,如数日间无抽换之部北去者,其决将扰犯无疑”。与此同时,他认可了汤恩伯所提出的“准备反攻”意见。

三天后,也就是4月23日,徐永昌在与汤恩伯的再次电话沟通中,得知日军“关东军调进五个师,分驻开封、新乡沿河一带,准备攻犯洛阳云云”。但徐永昌认为这是日军“一面解决伪军,一面犯扰防我”的“欺骗伎俩”。而事实上,此时的豫中会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徐永昌以及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层却依然认为日军只是佯攻,他们仍将注意力放在华中地区。

到了4月29日,徐永昌终于意识到了日军在河南的进攻并不是佯攻,他开始计划“我部队⋯⋯集结禹、临、登态势,待敌深入而击之为利,地形既利且有工事,蒋先生以为然”。徐永昌虽然确定了日军不是在佯攻,但他对日军在河南战场的进攻十分不解,经过一天的考虑,他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因此又得出了日军此举是为了“打击汤集团或抢麦”的结论。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中国军队在豫中战场不断败退,直至洛阳被围,徐永昌等军政要员终于明白了日军的真实意图是在打通整个大陆交通线,但为时已晚。在这一个月里,徐永昌茶饭难思,甚至还拒绝了美方人员的宴请。虽然第1战区的军队接连败退,但徐永昌还是认为日军“已成强弩之末,我转进各军多属拒敌不力之部,军心转定,敌已深入至与我有利之地,若督责有道,颇可转败为功,在势如此,在理亦应与敌决战,不惜一切对消以打击其而后企图”。不过遗憾的是,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让他失望了⋯⋯

豫中会战后期,徐永昌对自己误判的原因作了一个小结,他在5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余每疑敌不能恢复平汉路,主要觉敌很难修通黄河桥,盖无桥则路难通,辎重品不能渡过,仍仅半通不通耳,不意其竟修木桥铺设轻轨也,虽然我为努力各种破坏,敌仍在能用与不能用之间。”

在当天下午的军事会议中,徐永昌想要重整旗鼓,在华中战场阻挡住日军的这次进攻,他认为“湘鄂战局,众咸认粤汉线势且失,多主张于湘桂线准备,并以北战场反攻为不可能,与其徒作牺牲,不若抽撤整理,余至此乃不能缄默,力言湘桂间地形难守而利敌,自须先仍于粤汉部署苦斗,勿乱步骤,至豫陕大军抽调两三个军开后方整理,自属必要,惟仍须积极反攻,盖敌虽胜利,亦极疲惫,我如整顿,敌亦得到机会休息,渠条件具备,休息整顿容易,迨至相当时期,必仍继续其攻击,转于敌有大利矣”。随后,他又主张惩办指挥作战失利的责任人,以严明军纪振奋士气。

徐永昌始终寄希望于在湖南战场能够阻挡住日军的进攻,他又进一步判断日军在“中战场进至渌口或即停止,即使扼要窜据衡阳,但决不至西入桂林南战场,敌或待中战场告一段落后再动⋯⋯及犯湘已近二十日而广州敌未动以观,则知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与混时间之应付战事而已,至云打通粤汉湘桂备退一节,劳费皆大,占兵亦多,其暴露颓势,如云即退,则此时尽可大部用船”。

据此,徐永昌在6月18日的日记中认为日军“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入桂。现我应由长沙起,正面仍作持久抵抗之计,两翼有机即与之行决战,敌无深入企图,且据日前(十四日)之观察,我应在现阶段消耗敌人,打击其侥幸心”。不过遗憾的是,长沙和衡阳都未能守住,继豫中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也都接连战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作战。

虽然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接连兵败,但徐永昌并没有气馁,而是认真总结经验,终在1945年的湘西会战中取得了捷报。

豫中会战徐永昌错估形势,战绩一次比一次惨,不气馁的他终得捷报

日本投降,徐永昌代表中中华民国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军各国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获胜利。两天后,徐永昌以战胜国——中国代表的身份乘坐飞机前往马尼拉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会晤,随后乘船前往日本东京,准备参加受降仪式。

在前往日本的海路上,徐永昌于8月22日的日记中坦言,自己终于能在旅途时的睡眠中“酣可六小时,此为出门以来第一次也”。或许在这个时候,徐永昌终于能够放松一下自己了。不过当8月31日船上记者采访徐永昌并询问他如何看待这次战争及受降的感想时,他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东京湾上的密苏里战舰上,代表中国在日本政府的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最后就让我们一睹徐永昌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所记下的内容吧:

“今日为受降签字之期,七时半乘驱逐舰,于舰上晤美、英、苏、澳、荷代表。八时许到达密苏里号,美第三舰队总司令哈尔西旗舰也。按规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英、苏、澳等代表继登,九时日方代表亦到,首由麦克阿瑟简单讲述。

仪式开始,麦此时间已按规定就位,日代表立于案之对面,各代表依次排立为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纽(新西兰)九国,美海陆军官原在菲律宾被俘之温莱特少将亦参加,加拿大代表签字误低一格,致继签者亦相率而低,此殊失态。

九时八分仪式完成,麦让各代表入客厅,余与麦、哈二人略寒暄(仪式前已与尼米兹晤叙),哈尔西指舷左上空空军九百架密集队形飞过,谓余曰此皆第三舰队之空军也,先已另有保护机各数百架在上空盘旋。嗣与麦话辞,一切寻即按规定仪式下舰,登驱逐舰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