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谥号浅谈晚清四大名臣

先说谥号。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平行为事迹给予的称号,用以褒贬善恶,一般有上谥、中谥和下谥。上谥就是赞扬之意,就如新闻联播里说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谥表同情,下谥表否定。所以谥号几乎也就是盖棺定论。清朝大臣一般只有一品以上官位才有谥号,以入过翰林谥“文”,最高为文正,之后分别为忠、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

晚晴四大臣通常是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也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的说法)。四位谥号分别是文正、文忠、文襄、文襄。以下分述之。

曾国藩谥号文正。文正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称号,相当于最高荣誉。中国人最注重生前身后名,这个谥号就是朝廷对曾国藩历史地位的最大肯定。站在清廷的角度,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撑起半边江山,曾国藩作为中兴第一名臣,“文正”确实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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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能获得如此荣誉有其历史背景。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此时的清政府实际已有大厦将倾之兆,对外割地赔款,内部腐败盛行民怨四起。太平天国最先以宗教笼络民心再以平均田地蛊惑农民,因此运动发展很快,从广西开始,一路东进直至在南京建立政权。朝廷非常害怕只是此时八旗已成摆设绿营也无战斗力,到江南江北大营全部太平天平破灭之时,实际能倚仗的已只有湘军。此时的咸丰皇帝也顾不上祖制重用汉人曾国藩,当然最终曾国藩也不负圣望于1864年(同治三年)攻占南京消灭太平天国,取得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所以作为湘军统帅,曾国藩确实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曾国藩历史地位争议较少,另外一方面在于其开洋务之先,派学童留学,建造第一艘轮船,这些都从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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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千年历史,自宋朝以降,谥号文正的仅有二十四位,宋有八位如范仲淹司马光等,元有耶律楚材等三位,明有五位,清八位其中以曾国藩最为出名。由此也可以看出文正之谥是少之又少的,曾国藩作为股肱之臣对清廷的统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对开近代风气之先也有不可磨灭之贡献。

李鸿章谥号文忠。文忠仅次于文正,低了一级,当然也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实际上李鸿章生前身后毁誉众多,至今也有两极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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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父亲是曾国藩同年,早期李鸿章投身曾国藩门下做幕僚。李鸿章才高气傲,曾国藩虽然很欣赏他,但也不是很喜欢他的性格。李鸿章曾有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可见其个性之一斑。后来李鸿章创立淮军,自立门户,又重用盛宣怀大力发展洋务,直至创立北洋水师,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李鸿章后半生几乎都在与洋人打交道,纵横捭阖,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外交部长,这是李鸿章对清廷最大的贡献。而李鸿章之所以被骂为卖国贼第一是其不抵抗政策。李鸿章几乎举全国之力(实际上大部分军费用来修了颐和园)创立水师却成为其私人武装,为了保全实力对挑衅的日本军队不抵抗,贻误战机,终至于全军破灭。从整个国家而言李鸿章是没有权利不抵抗的,一种解释是是熟知家底的李鸿章明知力量不足以对付崛起的日本,只有病猫扮老虎,不漏底所以不抵抗。第二是代表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不得不考虑的是当时的清廷没有实力与西方各国对抗,像1900年宣布与11国同时开战简直就是国际笑话,所以签订不平等条约是没有选择的。并且当时清廷实际已拿不出能撑住场面的人物了,李鸿章几朝元老封疆大吏,也只有他能替主子背这个黑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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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去世,据说慈禧听到消息也为之落泪。文忠之谥号可以看出朝廷对李鸿章极高的赞誉。对比曾国藩与李鸿章所处历史环境,后者实际恶劣的多。曾国藩几乎毕其一生在处理国内农民运动,而李鸿章面对的已全是外国殖民者。李鸿章作为帝国的裱糊匠,有能力却也无力回天,换作曾国藩未必有如此效果。所以“文忠”绝非过誉,但是注定李鸿章一生尚有很多可以讨论之处。

第三说左宗棠,谥号文襄。文襄之谥相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差了很多级。不像曾国藩、李鸿章都是进士出身,左宗棠实际上屡试不第,进士还是后来平定阿古柏之后光绪帝破格赐的。另外文襄一般都是授予有学士背景又有军功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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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少年科场不得志,一直未取得功名。早年做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僚,太平天国入湖南时协助骆秉章抵抗太平军锋芒顿露,后升兵部侍郎,领楚军(实际也是湘军的一支)。平定太平天国后创立福州船政局。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绩还是在于平定回乱和收复新疆,巩固了西北边疆。左宗棠个性刚直也有点恃才傲物,同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左宗棠却与曾国藩、李鸿章不和。一是攻破南京之后在幼天王问题上与曾国藩唱对台戏,导致朝廷对曾不信任。二是在塞防与海防问题与李鸿章激烈争论,很是瞧不起李鸿章。当然也正是左宗棠这股傲气才能守住西北,被外国学者称为“帝国最后的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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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死后谥文襄,是对其一生平定太平天国、平定回乱,兴洋务、收复新疆的伟业的总评价。

最后说张之洞。张之洞谥号文襄,和左宗棠一样。话说当年张之洞听说曾国藩谥号文正,很瞧不起,说曾国藩都可以称文正,那我死后该谥什么?可见张之洞也是很自大的一个人,当然没想到的是死后的评价和曾文正公是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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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本是清流出身,少年得志最爱的就是议论朝政。清流之所以在当时为很多人所不耻就在于只喜欢批评朝政却无实际行政能力,张佩纶就是最好的例子(马尾之战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张之洞比张佩纶幸运,当然也更有能力。山西巡抚任上多管齐下整吏禁烟,调两广总督后力请老将冯子材出山打了个镇南关大捷,之后几十年一直经营湖北,大力发展洋务,修建当时亚洲最大的汉阳钢铁厂,织布局纺纱局等大力发展了现代工业。张之洞一直致力于维新,认识到工业与教育的同步发展,但认为绝不能改变当前体制。《劝学篇》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已经足够认识到他的立场,这是为什么之后他会选择镇压维新派,归根结底还是不能突破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制约。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张之洞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例如今天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即是张之洞当年倡导建立的,而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创立的新军更是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军,也就是清朝覆灭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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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之洞最后的谥号文襄颇有议论。“襄”一般是有武功才授予,像左宗棠。对于张之洞除了两广总督任上有中法之战一捷外再无其他战绩,文襄之谥不是很恰当。如果从镇压维新来看似乎与左宗棠的“襄”也有天壤之别。所以张文襄公有些难解。

说了这些,谥号作为一种官方的评价,大致可以去由此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地位。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并非一个谥号就可以概括,因为任何人都有其多面性,脸谱化历史人物是不对的,更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其所作所为。所以,看清一个历史人物需要很多方面的材料综合分析。